上海保姆公司中的保姆领域

2018-12-14 03:08:01 1026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女性在教育上取得长足进步，而女性劳动参与率也保持在70%以上的高位。但另一方面，经济转型中单位制解体，原先由单位承担的各种社会再生产 义务（如子女老人的照料）被转移回个体家庭，并主要由不同阶层、代际的女性以各种方式分担： 城市中产的工作女性的工作 - 家庭冲突日益加剧，承担了双重负担，在上完职场的第一班以后，继续家庭中的第二班。



而这些女性的母亲和婆婆们，也许同城居住、也许来自不远的小城市或者遥远的乡村，整装待发，承担下一代甚至隔代的抚养劳动。与此同时，在低生育率和商业浪潮的共同推动下，“科学母职 ”、“密集母职 ”等与儿童质量相关的概念在城市中产家庭中盛行。在此背景下，城市女性难以负荷的“第二班”促进了家政业的蓬勃发展。这些家政员工除了少部分国企下岗员工，大部分是来自于农村地区的流动女性。

我们认为我国转型期公私领域分离的结构性变迁的大环境，重新型塑了社会再生产职责的分配和承担。对这种情境的深刻理解，以及建立在这个情境下的理论框架，可以给我们以新的视角从微观层面深入描述这些农村保姆的家庭生活和工作以及两者之间的分离、互动、交叠的发展状况，从而更好地理解背后深刻的结构机制。
 
我们的理论框架主要建立在Ji，Wu，Sun & He（2017）发表在Sex Roles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阐述了单位制衰退、主流的倡导性别平等的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的情况下，公私领域的分离和互动造就了城市工作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中的双重劣势地位，形成了女性日益突出的工作—家庭冲突。


我们的这篇文章主要聚焦来自农村地区服务上海城市家庭的保姆们。她们大多在30~40岁之间，自己在农村家庭有一到两个孩子，主要由家庭成员（特别是婆婆）来照料。以往家政工人的研究主要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强调社会再生产在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如照料工作的跨国分工—东亚发达地区和欧美国家的菲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而出现了全球的种族、性别和阶级的重新分层。而国内的家政研究大多集中于工作条件和劳工权利方面。